米天润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文化学研究的持续深入，翻译研究领域随之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文化转向。这一转向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拓展至译文生成的整体文化语境，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环境及意识形态因素均被纳入考察范围。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正视，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拟在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理论框架下，以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译本为个案，对译者主体性问题展开探讨。就整体翻译取向而言，孙致礼在该译本中呈现出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倾向。具体来看，在应对英语原文中结构繁复的长句、日常口语化的对话场景以及惯用语和谚语时，孙致礼较为频繁地借助归化手法加以处理，大量四字格成语的运用，以及“不透”等贴近汉语日常表达习惯的译法，均体现出其对译文流畅性与读者接受度的自觉追求。然而，孙致礼并未因此完全舍弃异化策略。在涉及贵族头衔（如“爵士”）的翻译处理上，以及部分为保留原文节奏感与句式对称性而保留的长句结构上，他仍有意识地保持了源语文化的异质色彩与文体风格，体现出译者在两种策略之间审慎权衡的主体判断。

译者主体性；归化异化；文化转向；《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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