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梅

本文以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第八章“艺术家生活”(“The Artistic Life”)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跨文化书写中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平衡机制。研究表明，林语堂通过比喻、拟人、对比等积极修辞，将中国艺术的“气韵”“天人合一”等抽象概念转化为自然意象与情感叙事，激发西方读者的感性共鸣；同时借助术语精准化、句式简洁化、逻辑结构化等消极修辞，构建系统性阐释框架，确保文化内核的清晰传达。二者的协同既凸显了中式美学的独特性，又消解了文化隔阂，实现了“诗性传达”与“理性阐释”的融合。论文进一步提出，林语堂的修辞策略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经典范本：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输出需以受众认知为基点，通过修辞创新将差异转化为对话资源。这一发现对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文化书写；中国艺术；积极修辞；消极修辞

[1] Lin,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36. [2] 陈汝东.修辞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冯智强,庞秀成.宇宙文章中西合璧,英文著译浑然天成——林语堂“创译一体”的文章学解读[J].上海翻译,2019,(01):11-17+94. [4] 黄嘉德译.吾国与吾民[M].林语堂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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